分析：“阿习会”显示中国的“魅力攻势” 澳中关系能否走出悖论？（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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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想起来，之前的种种迹象都显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将在巴厘岛举行破冰会晤。

其中比较隐蔽的可能是，中国驻堪培拉大使肖千与澳大利亚反对党领袖达顿举行了会谈。

为什么这位大使要和反对党领袖聊一下？要知道达顿在莫里森前政府中曾旗帜鲜明毫不讳言地警告说，中国这个日益自信的超级大国会带来危险。

其中一个原因是，要为习近平的广泛“魅力攻势”做全面的准备。

与习近平举行会晤是阿尔巴尼斯峰会之行的重头戏。阿尔巴尼斯上周参加了一系列国际峰会，包括东亚和东盟-澳大利亚峰会、二十国集团峰会以及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他已于上周末结束峰会之行返澳。

对阿尔巴尼斯总理来说，在中国多年来“冻结”与澳大利亚的关系之后，双边关系开始稳定并转向更具建设性，这是他执政的头六个月在世界舞台上大获成功的高光时刻。

对阿尔巴尼斯个人来说，这也更加志得意满，因为今年12月21日是前工党总理惠特拉姆率领的政府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50周年。

这是当年惠特拉姆政府最早采取的行动之一，此前高夫·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作为反对党领袖对中国进行了开创性的访问，此后在1973年他又作为总理访问中国。

新的澳中关系必须在多边和双边背景下看待。

中国，出于自身的原因，在处理其对外关系时进行了“降温”。

中国的经济问题因其实行新冠“清零”政策而雪上加霜，这可能是导致中国在对外关系中“降温”的一个原因。

另外，习近平——现在他的领导地位通过最近的中国共产党二十大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可能觉得他有更多的自由度来改变外交政策的基调。

因此，在过去几天里，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登进行了长时间的会晤，并对其他几位领导人采取了善意的态度。

对澳大利亚改变立场可能是这种更广泛策略的一部分。

然而，就双边而言，莫里森政府的败选使两国关系的重新调整成为可能并促成了这一转变。

如果莫里森仍然是总理，冷冻柜的门可能还会关闭一段时间。

阿尔巴尼斯政府从上任伊始就轻车熟路地为上周二的“阿习会”做准备工作。

它对中国最初的和解姿态做出了适当的回应，发出了积极的信号，同时明确表示它不会在实质性问题上让步。

关于中国的悖论

我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有点矛盾的境地。

当我们期待着与中国改善关系时，澳大利亚的国防准备工作——包括将于明年3月提交的战略审查报告——都是为了提高我们对来自中国的可能威胁的准备程度（包括我们与美国军方的协同作战能力）。

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Richard Marles）——上周阿尔巴尼斯外访期间作为代理总理——上周一在悉尼研究所（Sydney Institute）发表演讲时也试图解决这个似乎不可能解决的难题。

马尔斯说：“致力于稳定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会同时保持对我们安全的清晰关注。

“澳大利亚必须在外交和国防之间做出选择的想法——或者像一些批评者所说的那样，要在合作和对抗之间做出选择——是荒谬的，而且是危险的。

“坦率地谈论我们在本地区看到的情况并不是对抗，而是情理之中。提高我们的国家安全不是挑衅，而是审慎。”

在威胁方面，马尔斯直言不讳。

“我们必须适应现在的世界，这个世界并不是我们希望中的世界，”他说，“如今这个世界，冷战后的乐观情绪已被重新出现的大国竞争的现实所取代。

“在这场竞争中，澳大利亚的重要性比我们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更大，因为它[这场竞争]的重心正处于我们所在的地区，即印太地区，它[这场竞争]正在推动一场军事集结，这一军事集结是全世界过去70年中规模最大的。

“这场竞争变成对抗的风险以及现代武器的破坏力，是我们认识到并希望避免的威胁。

“这就是为什么清醒的、负责任的且目光清晰的国家政策从未如此重要。”

人们从未指望阿尔巴尼斯与习近平的会晤会立即产生“值得宣告天下的东西”，无论是解除对澳大利亚价值200亿澳元的贸易限制还是释放被拘留的澳大利亚公民——记者成蕾和作家杨恒均。

有人猜测，在澳中建交50周年纪念日前后，中国可能会开始放松贸易制裁。

肖千大使对这一里程碑式的纪念日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还与了解惠特拉姆北京之行第一手资料的人进行了交谈。

历史的教训

粗略扫一眼历史，可以发现重要的一点是将“阿习会”放在一个更长远的、需要小心谨慎的背景下。

就在距今不远的2014-15年，在前总理阿博特执政时期，习近平在澳大利亚国会发表讲话，两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并进行庆祝。

然后两国关系就迅速走下坡路了。在特恩布尔担任总理期间，中国因澳大利亚立法反对其实际和潜在的干预而感到愤怒。

尤其是对澳大利亚禁止华为参与5G网络的做法感到愤怒。

在特恩布尔担任总理期间，澳中关系迅速走下坡路。(Supplied: Twitter)

在莫里森的领导下，双方的气氛都变得越来越冷：中国逐步加强了贸易限制，因为澳大利亚政府要求对从武汉开始的新冠疫情的病毒起源进行调查，这让中国感到愤怒。澳大利亚部长们都无法让中方回复电话。

现在我们的关系解冻了，习近平在与阿尔巴尼斯会谈开始时指出：“中澳关系曾长期走在中国同发达国家关系前列，值得双方珍惜。过去几年，中澳关系遇到困难，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

习近平主席任期内的跌宕起伏

值得回顾的是，近年来的关系起伏是在习近平主席的任期内出现的。

并不是出现了政权更迭。而是在一个人的领导下立场发生了变化，其原因往往是澳大利亚对中国的行为（或认为有风险的行为）进行了反击。

尽管我们对两国关系解冻感到欣慰，但我们必须记住，情况如果发生变化总会让我们回到那里。

这就是加拿大目前的处境，此前它对中国的干涉和压力作出了反应。

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习近平没有给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一次双边会晤的机会。

在特鲁多将他“拉到一边私聊”（“pull-aside”，这是对这种类型的交谈的叫法）并且事后加拿大媒体获知了两人谈话的内容后，习近平公开指责特鲁多。

团结一致的面孔

随着澳中双边关系在未来展开，达顿应该让反对党尽可能地与政府保持在同一条坚实的阵线。

在与肖千大使会谈后，达顿在推特上说，“我们进行了一次建设性的会晤，我们讨论了安全、贸易和人权方面的问题。

“我将继续就与我们地区的安全、安保和繁荣有关的事项进行公开和诚实的对话。”

政府和反对党要向中国展示一个团结一致的面孔，这一点很重要。

澳大利亚应该充分利用两国关系中新的一缕阳光。

但是，澳大利亚人应该，也可能确实明白，这种关系中的乌云可能会迅速聚集，这既是由中国的行动带来的，也是由澳大利亚政府（或对或错地）认为为国家利益所必需的反应所带来的。

曾担任过国防部和外交部负责人的丹尼斯·理查德森（Dennis Richardson）简明扼要地归纳了眼下的情况。

“我们已经到达了阿尔巴尼斯政府改善澳大利亚与中国关系的第一阶段的终点，”理查德森指出。

“将其转化为贸易领域的实际成果的这一实质性挑战现在开始了。但是，无论在这方面发生什么，澳大利亚和中国的战略观点仍然是不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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