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女博士混入内地外卖骑手团8年，研究成果轰动倒逼平台改算法（组图）

2020年《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引起社会轰动，倒逼平台算法改革，其中援引三篇学术研究，来自80后中国社科院学者孙萍，外卖骑手研究，也从边缘议题成为「显学」。

2021年，「美团」向全社会公布骑手配送时间算法，接受公众监督，算法伦理与平台劳动者权益问题进入公众视野。

中国每天会产生超一亿外卖订单，这意味着会有一亿多次外卖骑手配送，依托平台算法的零工经济正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孙萍是香港中文大学博士，一个「e值99.9%」的青年学者。过去8年间，她和调研团队走访中国19个省份，也深入县域，采访了三百多位外卖骑手，最终将她的田野调查出版成《过渡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一书。

电影《逆行人生》中的女骑手（电影剧照）

疫情后，就业压力增大，女骑士的比例增加。（一条授权使用）

外送平台智慧派单系统的演进模式（一条授权使用）

8月，一条在北京社科院大学和她聊了聊。

（以下是孙萍的自述。）

我2017年开始做外卖骑手研究，那一年我刚刚入职社科院，赶上了外卖发展蓬勃的时期。有一段时间补贴大战，花10块钱（人民币，下同）就能买一个肯德基全家桶，骑手送一单比如10块钱，平台再补贴10块钱，一单可能能挣20块钱，也出现了很多媒体所说的外卖小哥收入过万的情况。看到街上来来往往奔跑的骑手，每个人边跑单边拿着手机，也是一种技术化的劳动，我就觉得骑手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议题。

做田野调查，一开始挺难融入的。最初在我们学校旁边的一家粥店，到了饭点我就去蹲点，粥店老板发现我总是在那儿抓骑手，但不在那吃饭，就把我赶出来了，后来我就意识到我应该在那儿吃饭，再去门口和骑手聊天。

跑外卖的人五花八门，70%是农民工群体，和他们聊天不能太过正式。有一次我们的学生去跟一个师傅聊天，开场白是：「我是来自中国社科院的学生，想对您进行一个访谈。」师傅吓得从椅子上掉在了地上，迅速跑掉了。后来我们转变策略，先上去跟骑手搭讪一下，比如问问他今天跑了多少单，距离感就会很快拉近。有一些骑手其实挺有倾诉欲，我们的友谊会持续很久。

外送劳动的用工类别（一条授权使用）

我们采访了有三四百位外卖骑手，有农民工、创业失败的老板、负债的个体工商户等等，境遇各不相同。还有大学生和白领，前者主要是做暑期工，后者则是想通过跑外卖体验生活。我们去调研骑手，问他们：「你为什么跑外卖？」给我的反馈都是：

这是当下普遍的零工劳动者的状态，他们想在快速的流转和不确定当中，寻找一个缓冲地带，跑外卖并不是他们终极追求的目标。我在书里提出的「过渡劳动」，第一层意思指的就是这种临时性、周转性。第二层意思，和骑手的人群有关。他们多数来自于工厂、建筑工地，一旦加入外卖之后，很难回到工厂拧螺丝，或者回到工地搬砖。这些工作都过于严苛，不像外卖这么「自由」。第三层意思，即使离开外卖平台，还会跳到其他数字化平台，比如从美团跳到饿了么，再跳到闪送。不停的过渡中，逐渐就变成一个持续性的、永久的过渡状态。

从2017年做问卷到现在，我们发现骑手平均的劳动时长变得越来越长。一开始跑外卖更多是一种兼职化的劳动，现在越来越全职化。经济下行，大家找工作都很难。越来越多人加入外卖行业，僧多粥少，比如一个地区每天出单量是5000单，原本有200个骑手，现在增加到300个，人均拿到订单变少，我一天希望能挣够200块钱，现在发现跑了8小时只挣了150块钱，骑手就会主动延长自己的工作时间，粘在平台上的时间越来越长。

大城市月入过万的骑手依然还是有的，但是收入总体是呈递减趋势。相比之下，小县城的骑手还挺幸福的，平均工资可能在4000~5000块钱，比餐厅3000的平均工资要高，也更加安稳，又可以见到家人孩子。

跑外卖是一份手停口停的工作，来大城市打工的骑手，普遍焦虑感还是很强的，要赚取最大化的利益，就会存在比较严重的自我剥削。我在书里面提到了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的「朝不保夕者」，也就是欧美社会的不稳定阶层，但是在欧美工业化时代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背景下的研究。

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我们的社会，早在秦汉就开始存在零工经济。我看过一篇论文研究，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最鼎盛的时期，有稳定保障的工人阶级占总人口也只有40%不到。半工半农的人群，随着机械化生产，逐渐转变成农民工群体。

当下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大量网路民工？其实它是由传统的农民工转型过来的，有一个人口和社会基础在。现在我们已经有2亿的网路灵活就业人口了，到2035年可能会有4~5亿。那也就意味着，未来，每3~4个人就有1个人在打零工。

疫情后，就业压力增大，女骑手的比例有所增加。跑外卖其实是一项特别凸显男性气质的劳动，在高峰时段，你的奔跑能力、驾驶速度、抗压能力，还要提重物，女性在生理上是不占优势的，所以我特别钦佩那些能够在大城市勇敢地戴上头盔，骑上电动车穿梭在街头的女性。女性跑外卖的原因，有些和男性相近，比如还债，生计的压力。我们调研和采访的女骑手里，有1/3来到大城市是因为丈夫也在同一个城市打工，比如外卖夫妻档，他们的目标是「快速攒钱」，用来赡养老人、给娃娃交学费、盖房子、还债等等。

跑外卖也在冲击着中国传统的家长制，如果两口子都在大城市跑外卖，租的房子可能不足10平米，在这个空间，一是睡觉，二是给手机充电，剩下所有的时间都在外面跑单，不需要洗衣服、扫地、做饭，连厨房都没有，原本在老家繁重的家务劳动消失了，不再是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形式。还有3成是因为离异、家庭变故、破产等原因不得不出来跑外卖。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阿岚的故事。

我们当时见到她还是疫情，她的微信头像是一个盘着精美发饰的女生侧颜，我问她这个照片是谁？她说是来约她做发型的一个新娘子，她觉得特别好看，就用来做了头像。阿岚原来是一名理发师，也是一家理发店的老板娘。有一天她去医院看病，刷卡付钱的时候，工作人员告诉她卡里余额不够，她不相信，就又换了一张卡，还是余额不够，她跑去银行，接下来发生的一幕让她瘫在银行的柜枱前。银行给她打了四五百页流水，少则两三百多则两三千，原来她老公在过去半年染上严重的网瘾，把她攒的170万全部输光了，还欠了几十万的外债。她把理发店卖了，也一度想要跟她老公离婚，经过几个月的思考，她觉得和老公还是有感情，就放弃了这个想法，和她老公一起跑外卖。

对阿岚来说，过去她是一个理发店的老板娘，跑外卖是一个比较伤自尊的事情，我们之前见她每次眼圈都是红的，她花了很长时间来接受生活的变故。她跑外卖也很要面子，会跑到离她家10公里远的美食街，她说：对很多女骑手来说，走上街头本身就需要巨大的勇气。传统的家庭环境里，女性是作为一个稳定统筹的角色，比如早上起来先做饭，给娃穿衣服，送娃去学校……但外卖是特别零散、随时准备出发的工作，有单就去接，没有单可能就需要等着，必须去适应这种不稳定感和流动性，还要兼顾母职。

零工经济这些年有一个显著的市场下沉，原本被困在家中的妈妈群体，也开始频繁进出于电商、直播、快递、外卖等行业。县城的女骑手跑外卖，是作为一个零工性的补贴家用的形式，就比较辛苦了。比如她五六点钟开始上早班，趁着跑单间隙去送一下孩子，下午四点半下班，因为要去接孩子，晚上就不跑单了，还有很多母职和家务要应付。

在外卖领域，性别规范和「男性审视」也依然存在。比如街头的男性骑手很容易形成社群，发起转单、抢单的活动，一起打游戏、聊天。女性会比较孤独，一般就默默地在一旁刷手机。但是在男性气质如此强烈的行当，在外卖行业活下来的女骑手，也都是有两把刷子。还有一些是从性格取胜，比如她跟顾客交流的时候更加有礼貌，更加耐心，能有策略地处理遇到的问题。

中国每天可以产生超过一个亿的外卖订单，我们需要很多外卖骑手去对接这一个亿的需求。拉长到中国的地图当中，你会发现，能做到这件事真是特别伟大，算法技术非常精准地连接了每一个顾客和骑手，让每一顿餐都送到了顾客手中。与此同时，骑手、网约车和家政工的劳动，越来越依赖手机本身，出现了所谓「困在系统」里的问题。

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每一单有一个小时去送，为了避免被惩罚，90%的骑手都会在55分钟之内送达，算法是很聪明的，它收集所有的骑手反馈之后，会觉得这多出来的5分钟没用，就会把这5分钟砍掉。砍到55分钟的时候，骑手会50分钟送达，沿着这样的逻辑，时间被越砍越短，骑手就不得不越跑越快，出现非常多的危险。

算法也会对他们实行各种各样游戏化的管理，如果把城市看作一个游戏场，骑手其实很像《饥饿游戏》里边的闯关者，他们的目标是以最快的速度拿到餐，克服各种各样空间与交通上的障碍，最后把餐送到顾客手里边去。

骑手还有一种很有趣的「打怪升级」的参与感。刚开始跑单，你是一个白银骑士，后边你可以变成黄金、白金、钻石，最厉害的是神骑士。不一样的等级，对应的送单单价和奖励金是不一样的。在这种游戏化的管理机制下，跑单变成一种上瘾性的劳动，骑手会给自己定KPI。我观察到有个微信外卖群的名字叫做「200回家，300吃饭」，意思就是如果我们今天跑单过了200，我们就可以回家了。跑过了300，哥们就坐一起搓一顿。

不仅仅是骑手，当下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是困在系统里的打工人。对于骑手、网约车司机或者家政工，是通过个体流动性和具身性的劳动，让算法去收取他们的个人讯息，更准确地去预测或者分类。而我们每天与算法接触，其实是不停地为算法充当「人肉电池」来供养它。无论是刷抖音还是上网购物、打游戏，你个人的行为数据也都会被后台的算法不断地收取，进而形成基于你个人的使用画像。在这个过程当中，算法变得越来越了解你，它在日常生活中就有可能完全代理你来做决定，想想其实挺可怕的。

未来，零工的含义可以变得非常多元，除了网约车、快递、外卖、家政工，各种各样的斜杠青年、数字游民，可能还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做自由职业者。大家都不得不去接受这样一种过渡性，「过渡劳动」的文化正刻在我们的DNA中。我们持续跟踪的一些骑手，比如我们问他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他突然意识到说：

很少有人表现出来特别的沮丧或者无奈，没有人觉得自己好像一事无成。这可能和骑手的社会背景有关系，他们多数来自农村，相较于其他工作，跑外卖的性价比其实还是高一些，也相对自由。

在抖音上有一个闪送骑手「拐哥」，也是我的好朋友。他当年出名是因为他骑摩托车去送外卖的时候脚受伤了，医生给他打了石膏，要他在家休息。但是跑外卖是「手停口停」，家里还有老婆孩子靠他养活，所以他决定拄着拐去送外卖。他的人生经历非常丰富，从三年级辍学之后，干过各种各样的活，差不多有将近20个工种。他对跑外卖有着非常多深刻的反思，我们一起做过很多事情，比如一起救助被车撞的流浪狗，给其他工友捐款，去看望遭遇交通事故的工友。我还带过纪录片团队走进他家庭内部的生活，他一直都比较支持我。

我出这本书，他是一个一个字念过至少两遍，给我提了很多专业编辑都提不出来的问题，比如书里有一段写从天安门到燕郊的一个站点之间的距离，我说可能有20多公里，他说根据我的常识绝对不止20公里，不信你查一下，结果真的有30公里。跑外卖的后期，他也帮助了非常多骑手，一起抵抗零工劳动所形成的不安定感和不确定感。后来我就邀请他给我写一个推荐语，原封不动地印在书的背面。

骑手冯师傅为孙萍写的推荐语（一条授权使用）

在我看来，我采访和结交的骑手朋友们知道我在干什么，远远比学界和业界的认可更重要。

我所在的北京地区有非常多精英式的大学，当所有人都向前看，社会流动都朝上的时候，底下的大部分人其实是被忽视的。有一大批的同学，愿意加入到我的课题组来调研，他们依然保留着对于社会底层人群的关爱和关照。我不想讲一个高高在上的理论，只是希望这样一群劳动人民最真实的景象，能让更多的人看到。骑手的故事，其实展现的是千千万万劳动者流转的人生故事。我们的学术记录现实，最终也还是要回馈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