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澳洲出台青少年社媒禁令，为新闻集团等传统媒体送大礼（组图）

本文译自Pearls&Irritations，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

评论员Stewart Sweeney在Pearls & Irritations网站上发表题为《澳洲青少年社交媒体禁令的真正赢家》的评论文章。

文章指出，青少年社媒禁令在执行和效果上均存疑，其深层逻辑是一场精心设计的结构性权力转移，最终目的在于巩固传统媒体巨头的商业和政治地位。

全文如下：

澳洲政府针对16岁以下未成年人出台社交媒体禁令，并将该政策宣传为儿童保护的措施，但它最明显的实际效果，是将权力从全球平台转移回传统媒体利益集团。

当南澳的Malinauskas政府首次提出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想法时，这一政治动作的协调程度出奇地顺畅。

几个月之内，这个州级的试探性提议便迅速跃升为联邦工党的政策，并受到一位通常偏好协商而非斗争的总理的热切拥护。

评论员们将其描绘为一场捍卫儿童安全的大胆行动。家长们被邀请去想象：Facebook和TikTok就像被推到够不到的地方的电子香烟机。

（图片来源：Pearls&Irritations）

但在这场道德恐慌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更安静的真相：在当代公共政策领域中，没有哪个议题能像这样让新闻集团（News Corp）的利益与公共美德的语言如此完美契合。

对青少年的禁令不仅仅是对科技平台的限制，它是一场结构性的权力转移——政治的、文化的，尤其是商业的——将力量重新交回那些与全球平台鏖战十年、以捍卫自身主导地位为目标的传统媒体巨头手中。

这才是澳洲16岁以下社交媒体禁令的真正故事：这是一场不是属于儿童的胜利，而是属于新闻集团财报的胜利。

多年来，新闻集团一直将硅谷描述为一种生存威胁——对新闻业、对民主、乃至对文明本身的威胁。这种叙事并非全然错误，但绝非出于无私。

社交媒体平台取代了新闻集团的广告收入，削弱了其文化影响力，也削弱了其设定国家议程的能力。

（图片来源：网络）

默多克（Murdoch）的解决方案不是革新，而是报复：通过监管、征税和公众恐慌发起一场持续的政治攻势，旨在削弱这些平台。

儿童安全是完美的战场。它能动员恐惧，激发跨党派的共鸣，并创造出一种道德力场，令政策免于审视。

你可以反对网络安全的叙事，而不被贴上亲科技的标签；但你不可能反对儿童安全的论调，而不被指责为危及儿童。

此项政策的政治天才之处正在于此：一项由商业利益驱动的改革，被包装成了一场保护行动。

而堪培拉出于自身的原因，也愿意配合演出。

（图片来源：网络）

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几乎无法改善数字环境。相关证据被选择性解读，且存在深刻争议。

执行机制尚未得到验证。意料之外的后果——青少年被迫转向加密或未受监管的平台、弱势青年被孤立、破坏他们在公民和创意参与上的机会——都被忽视。

但这项禁令确实达成了一件事：削弱了那些最威胁新闻集团主导地位的平台的商业模式。

移除青少年用户，就会减少规模；规模减少，就会降低广告价值；广告价值降低，就会削弱政治力量。

每一位引导孩子转向“已验证、精选、可信”内容的家长，实际上都会被引向传统新闻、电视和订阅服务。

我们以前见过这样的情形：2000年代中期关于网络掠夺者的恐慌，曾让家庭重新回到有线新闻和商业广播的怀抱。旧的模式再次重现。

（图片来源：网络）

即便是政策制定者自己也明白，这项政策将会漏洞百出。青少年可以规避禁令、VPN存在以及身份验证机制会失效。

实际结果不会是将16岁以下的人从数字世界移除，而是将公共资金、监管精力和政治正当性，从全球平台转向一个已经擅长通过道德叙事进行游说的本地媒体行业。

这正是此政策在政治上如此有力的原因：它不需要真正奏效，就能实现其根本目标。

一项让家长远离TikTok、转向商业新闻的禁令，强化了现有的权力等级；一项加深政府与硅谷之间政治裂痕的禁令，使传统媒体更容易在未来的监管、竞争政策和税收谈判中占据主导；

一项将青少年网络行为的讨论从发展性引导转向惩罚性应对的禁令，确保话语权仍停留在对传统媒体有利的领域——恐惧、监控与控制。

新闻集团并不需要青少年真的停止使用社交媒体。它只需要各国政府继续把社交媒体视为问题所在。

（图片来源：网络）

Malinauskas政府，无论是否自知，已经为News Corp奉上了一份无价的礼物：一个全球先例。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实施过对社交媒体使用的全面年龄禁令。

如果澳洲率先实行，这将成为一个概念验证模型，供其他焦虑的政府效仿——也供其他媒体集团效仿游说。

讽刺意味不胜枚举。

一个以权利、异议与公民参与的激进实验为基础建立的州，如今成了制定一项政策模板的地方，而此政策的主要受益者，恰恰是全球民主社会中媒体集中度最高的公司。

一个以开放、包容和循证承诺当选的政府，如今却将一场商业胜利拱手让给一家日益依赖公众恐慌作为商业策略的公司。

而一个已经因住房不稳、低薪和公民归属感缩减而被边缘化的年轻世代，如今又被告知，他们在网络上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需要政府限制的威胁。

（图片来源：网络）

如果目标真的是儿童安全，政府本应投资于数字素养、青少年心理健康、校本支持、平台设计标准、隐私监管以及社区层面的韧性建设——这些缓慢的、分权的、以人为本的工作，能够增强能力，而非限制自主。

然而，我们得到的却是一项拥有漂亮头条、成效微弱、却具有深远商业影响的禁令。

这不是一项儿童保护政策。这是一项以道德语言包装、以两党轻易执行的媒体权力政策。

只要新闻集团能继续让政府相信，社交媒体是问题，而它自己是解决方案，胜利就会源源不断。

澳洲的孩子们理应得到比这更好的对待，而不是被用作一场地盘争夺战的借口，而这场战争中唯一真正的赢家，早已是媒体版图中最强大的玩家。

*本文作者Stewart Sweeney 是一位作家和公共政策倡导者，长期关注资本主义的演变与未来。

（Krystal）

本文译自Pearls&Irritations，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