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ndi惨案谁之过？澳洲名记：不怪艾博年，罪魁祸首应是他...（组图）

澳洲资深记者兼评论员Jack Waterford在Pearls&Irritations网站上发表题为《这场悲剧该由内塔尼亚胡负责，而非Albanese》的评论文章。

全文如下：

应该将Bondi大屠杀事件置于更广阔的国际背景中，这一背景重塑了公众对以色列、反犹主义以及抗议活动的看法，也让澳洲社会在理解悲痛、恐惧与责任时变得更加复杂。  

Bondi的惨案与以色列近年的战争背景几乎无缝契合，以至于人们不禁要问：为何在事发后的哀悼与反思中，鲜有人明确提及这一关联。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悉尼的海滩上发生的针对犹太人的恐怖袭击，可以被视为对以色列行为的正当报复。这样的说法是无法成立的，也没有任何人认真提出过这样的论点。

但若不认识到近几年全球舆论对以色列的剧烈转变，就无法真正理解Bondi惨案以及澳洲犹太人所感受到的被围困的恐惧。

相比于急于指责澳洲总理Anthony Albanese“姑息巴勒斯坦人”的内塔尼亚胡，他自己更该反省。  

澳洲的犹太群体愈发感受到公众对犹太人、尤其是对以色列的敌意在上升。他们在公共辩论中看到传统的反犹刻板印象被重新使用，遭到新纳粹团体的针对，也被指责为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的“替罪羊”。

他们因巴勒斯坦人的苦难而受到指摘。最近，以色列还轰炸了黎巴嫩、叙利亚、伊朗和也门等邻国。

自建国以来，以色列一直与邻邦冲突不断——但过去西方国家，包括美国、澳洲和大部分欧洲国家，对其始终保持强力支持。

这种支持，加上以色列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包括核武器），让历届政府迟迟不愿与被迫迁离的巴勒斯坦人达成公正的和解，也对来自非敌对国家要求推进“两国方案”、停止扩张性定居、拆除愈发专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呼声充耳不闻。  

近年来，一些以色列政客甚至公开主张吞并整个旧巴勒斯坦地区。即便在10月7日之前，这样的立场已引发了国际社会的不满和焦躁，不仅来自友邦政府，也来自全球民众的舆论。  

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武装分子屠杀以色列平民的事件，最初在世界范围被视为毫无挑衅背景的残暴袭击——对无辜平民的血腥屠杀。

它在某种意义上与Bondi事件类似，尽管Bondi的凶手父子与哈马斯武装分子并无可比性。 

（图片来源：Pearls&Irritations） 

以色列的报复行动过度，引发全球愤怒  

事件发生后，内塔尼亚胡立即对哈马斯宣战，入侵并轰炸加沙。澳洲、英国、法国、加拿大及其他欧洲国家起初都“理解”以色列的回应，甚至对其过度反击表现出某种宽容。  

但随着冲突升级，加沙的死亡人数最终超过10月7日遇害人数的六十倍。整个加沙城几乎被夷为平地。医院、学校等公共设施在“藏匿哈马斯武装”的指控下遭到轰炸。

以色列严控加沙的出入境，拒绝外媒进入，并切断物资、燃料与电力供应。很快，国际社会指控这是有意的饥饿政策与系统性种族灭绝。

国际刑事法院对部分以色列官员（包括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指控其战争罪；国际法院也认为种族灭绝指控“可信”。  

此举在国际、甚至以色列国内都引发巨大震动。战争的残酷与持续彻底削弱了以色列“自卫”的正当性。

很快，世界开始不再将10月7日事件视为单一的恐袭，而是放入巴以长期冲突的语境中：这场争斗关乎巴勒斯坦人的权利、“两国方案”的未来，以及自上世纪初以来延续的冤屈与暴力。

有人甚至辩称，恐怖主义（哪怕针对妇女儿童）是对强势占领国的“合法抵抗”。

历史上，这种暴力早已存在于土地争夺的脉络中——从自杀式爆炸、劫机、绑架到武装袭击，直至近八十年前犹太恐怖主义为以色列建国铺路。  

以色列很快耗尽了在10月7日惨案后赢得的道义优势。西方各国的学生纷纷站出来支持巴勒斯坦的抗争，在以色列国内也有人响应。包括澳洲在内的外国政府试图控制校园抗议的规模与强度。

值得注意的是，Albanese与黄英贤如今被批评“未能保护澳洲犹太人”，但他们去年却承受来自左翼阵营的压力——尤其是绿党——指责他们“偏袒以色列而忽视巴勒斯坦”。

工党重申支持“两国方案”和最终的和解，但也被揭露暗中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尽管官方否认），并试图限制穆斯林社区的抗议活动（其人口约为犹太社群的八倍）。

犹太团体则表示在大学校园感到不安全，需要在犹太教堂、学校及幼儿园加强防护。  

（图片来源：网络）

对以色列的批评并非都意味着反犹  

辩论中不乏尖锐言辞，但许多普通民众都清楚区分——批评以色列政府并不等于批评犹太人。事实上，犹太社群内部也有不少人强烈反对内塔尼亚胡政府，认为他为了摆脱政治困境而拖延战争，战后还将面临严重的腐败指控。  

公众讨论也牵涉到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批评——这一政治运动曾以“一块没有人民的土地，献给一个没有土地的民族”为口号，主张建立犹太国家，却拒绝承认巴勒斯坦人的权益。

许多犹太人，无论在以色列还是世界各地，都并非复国主义者。然而不少政治游说团体试图将“复国主义”等同于“以色列”，混淆两者。  

对诸多穆斯林而言，他们参与示威，是为了为巴勒斯坦人争取正义。然而鉴于以色列频繁干预周边国家事务，对它的敌意也延伸至质疑其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合法性。

这并非单纯的反犹，而是认为犹太定居是英法殖民主义强加的产物，忽视了当地居民的权利。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与法国曾承诺复国主义者建立犹太国家，同时又对阿拉伯人许下独立的诺言，以换取他们协助对抗土耳其。

以色列人常说邻国否认其存在权，仿佛他们希望以色列人被消灭。其实不然，他们只是认为以色列不该在巴勒斯坦这片土地上。

一个殖民外来者不能凌驾于原住民之上建立国家，再以此为基础压迫当地人民。若类比而言，这就像英国驱逐了大多数爱尔兰人，再让苏格兰人迁入并给予自治权。  

以色列的邻国与境内非犹太居民在现实中已不得不接受它的存在。以色列的军力强大，约旦、黎巴嫩和埃及等国都与其维持和平合作关系。

美国、俄罗斯、英国和法国等大国也与中东各方保持互动。中东和平的障碍巨大，但问题并非仅在于对一些词如“承认”的定义。  

澳洲的犹太社群组织活动多样，涵盖宗教、社会与政治领域，但他们始终关注以色列的安全与安定，即便对当局政策持批评态度。部分澳洲人——并非全是犹太人——深度参与以色列政治，支持特定党派。

一些知名犹太澳人脚踏两地，习惯将任何针对以色列的批评——哪怕是政府层面的——视为反犹与敌意；另一些人则不然。

然而许多记录反犹言论的团体往往将对以色列在加沙及定居政策的批评也算作反犹。  

针对Albanese和工党的部分指责，甚至声称他们“对Bondi惨案负有个人责任”，其实是对工党试图保持平衡立场的政治报复。

反对党则毫不掩饰亲以色列立场，与默多克媒体一样，不加批判。值得玩味的是，前国家党领袖Tim Fischer（亲巴勒斯坦）曾指出，澳洲的经济未来与伊斯兰国家的联系更为紧密。

这种判断或许将与自由党过去的政治误判并列——例如妖魔化百万华裔澳人，暗示他们是中国的间谍。无论移民政策如何调整，穆斯林澳人的数量都远超犹太澳人。

而且，越来越多的犹太澳人并非二战前那种西欧文化背景，而是来自俄罗斯或东欧。虽然这无可厚非，但有时也意味着他们不容易被视为“我们这样的人”——即白人、同化的澳洲人。

图文无关（图片来源：网络）  

别忘了那些粗暴的新纳粹反犹分子，以及Hanson对其模仿的成功  

此外，还有数量显著且不断增长的新纳粹分子，他们公开宣扬纯粹的反犹主义，甚至对二战期间纳粹的屠杀计划表示认同。

近年，他们将反移民作为主要的招募手段，尤其反对“与我们不同的人”来到澳洲——包括穆斯林、犹太人、中东人、印度人、亚洲人和非洲人（殖民地出身者除外）。

他们企图恢复20世纪六十年代前的“白色澳洲”——那时尚未有多元文化与全球化，澳洲自给自足，即便代价是邻国商品价格的两倍。  

这种思潮并非仅限于新纳粹。Pauline Hanson三十年前就公开担忧澳洲“变成巧克力色国家”。如今，许多人相信澳洲的经济困境——房价、制造业、就业问题——都能通过拒绝国际学生与停止移民来解决。

Hanson和新纳粹明确表示，不欢迎的就是非白人或非基督教背景的人。自由党中不少人对此难以抗拒，工党也有人迎合这种暗示，宣称要驱逐犯罪移民（尽管统计显示移民犯罪率低于本地出生者），并对寻求庇护者实施更严苛的政策。  

十年前，澳洲选出一个自由党政府，其首要任务之一竟是废除禁止种族侮辱的反歧视法。理由是“限制言论自由”。

当时的司法部长George Brandis（在自由党内被视为温和派）曾说过一段著名言论：“人们有权做偏执者。在自由的国家，人们有权说出令人不快、侮辱或偏见的言论。”

在他所代表的这种政治理念下，或许这已成为一种常态。  

自1788年以来，犹太澳人一直在澳洲取得巨大成就，他们如今感到的不安必须被认真对待。事实上，他们可能更容易成为极右团体的攻击目标，而非穆斯林澳人——后者整体上守法且和平。  

我们已基本告别过去那种公开的种族歧视与反犹时代  

两百年前的美国，首要的移民政策目标是拒绝犹太人和天主教的爱尔兰人——因为他们被认为既不够勤勉，也不够聪慧，无法助力国家繁荣。

如今，公开种族主义的特朗普仍抱怨来美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太少，还称索马里裔美国人是他“不想要的垃圾”。  

仅仅八十年前，澳洲退伍军人团体还公开质疑“南欧人”——如意大利人、希腊人、土耳其人或西班牙人——是否符合“白澳政策”，声称这些肤色较深的民族缺乏北欧新教徒的工作伦理。《Canberra Times》甚至在社论中反对接收更多犹太难民：  

“在黑市与非法行为盛行的地方，犹太难民总是大量出现。澳洲人，尤其是退伍军人，发现自己被难民阶层所操控的金钱势力挤压，被各种狡诈商业手段剥削。

此外，历史经验表明，犹太人既无法治理他人，也不愿被治理，这种缺乏澳洲情感的特质在这类移民身上再次被印证。”  

报社老板兼主编Arthur Shakespeare并未因此被送去再教育，也未被控煽动种族仇恨。  

穆斯林澳人同样需要感到安全与被接纳，尤其在当今这个地区敌意升高的时代。一些澳洲人和媒体却将他们视为任意攻击的对象。

穆斯林澳人和犹太澳人一样，对中东政治与社会的走向都有合理关切，且应与以色列的利益同等重要。毕竟，以色列的未来终将取决于与邻国的和平与给予巴勒斯坦人的公正。  

这一目标的实现，更需要社区合作与共同追求，而非压制公民自由、限制示威、禁止学者与媒体讨论，或让学校课程只强调对犹太人的包容（却不提原住民或新移民）。

那些最终用枪支解决分歧的人，往往那天并没有坐在课堂里听讲。  

*本文作者为John Waterford AM，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Jack Waterford，是澳洲资深记者兼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