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门狗”还是“护卫犬”？华人学者谈中国威胁和澳媒：“中国太重要，媒体不该犯错”（视频）

澳大利亚媒体、尤其是新闻媒体，是如何在探讨对华冷战话题时塑造澳洲的国家意识的？

澳洲公众日渐将中国视作战略敌人，澳洲媒体是如何让他们了解这个国家的?

日前，悉尼科技大学媒体与文化研究教授孙皖宁在一年一度的“世界中的中国”演讲中，探讨了澳洲媒体在涉及中国与华人报道时出现的种种问题。

以下为其第一人称网络演讲全文：

“上个月，斯科特·莫里森去了格拉斯哥（译注：参加世界气候变化大会）。在那里，他无意中说到，‘现在是时候对抗中国了。’其实他想说的是，‘现在是时候对抗气候变化了’。这个弗洛伊德式的口误，是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疯传之后才被报道出来的，这很能说明问题（译注：莫里森原文为‘global momentum to tackle China’，‘弗洛伊德式的口误’指一个人平时不经意间出现的口误反映了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在总理看来，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威胁可能比气候变化更大吗？当然，和彼得·达顿一样，他希望澳大利亚知道，他对抗中国不是为了赢得选举，而是为了我们国家的安全。”

莫里森口误称全球应合作对抗中国（图片来源：网络）

“所以，作为一个媒体学者，我现在有了一个新的研究问题：一个国家被想象成了民族的敌人，媒体是如何生产有关这个国家的知识的？澳大利亚公众对中国的了解是充分的吗？还是说，我们被灌输了冷战的论调？”

“我今天的演讲是我思考这些问题的第一步。我想问‘中国威胁论’的政治意图是什么？关于中国威胁的真相是如何确立的？在媒体对中国的公众了解中，谁的声音是重要的？”

“我要提醒大家：我不会谈论偏见，也不会谈论媒体对负面新闻的倾向。我对偏见或负面报道都没有意见。只有死掉的记者才是没有偏见的记者。如果我想要正面新闻，我可以直接去中国最大的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不，我说的是别的东西，更系统更基本的东西。”

“我还应该表明，今天我要谈论的是澳大利亚媒体，而不是中国媒体——我在早期的工作中做过很多这样的工作。我关注的是新闻和时事内容，我是有意关注新闻的。正如媒体学者John Hartley所说，‘新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文本系统’。他还认为，‘新闻是现代性中最权威的有意义的实践’。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奇怪的是，澳广（ABC）最近对其中国报道做出了一个决定，即不关注‘日常新闻事件’。”

“Erik Jensen是《周六报》（the Saturday Paper）的创始编辑，他在2019年的Pen Lecture中评论了传媒业无意接受批评。他说，新闻业‘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告知谬误后，却被当作是正确的证明的行业’。我觉得他说出了我的心声。我对他的自我批评能力印象深刻，这在传媒业中似乎很少见。”

“Jensen提到了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但没有提到中国恐惧症，所以我在想，如果媒体需要反思自己，这应该延伸到他们对中国的报道吗？换句话说，对‘敌国’的报道是否免除了媒体的责任？”

“我将继续我的演讲，假设你们大多数人都同意我的观点，即涉及中国的新闻报道不应该被免于责任。那么我们应该讨论它的权力、它的职责，和它的责任。”

“中国又一次回到终极他者的地位”

“从中国经济改革开始到大约10年前，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描述围绕着两个主题——机遇和威胁。但近年来，机遇的比喻在中国威胁的叙事中消失了。”

“那么，如何解释这种日益增长的威胁感呢？国际关系学者潘成鑫认为，西方渴望‘本体论安全’，但当这种对身份确定性的渴望得不到满足时，就会呈现出恐惧和焦虑的形态。简而言之，很久以前，澳大利亚知道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是谁。美国是我们的朋友和盟友；中国是终极的‘他者’。但中国的经济改革证明了他者正变得更像我们，而且，随着改革，他者可能会民主化，变得更像我们。”（译注：他者，是西方后殖民理论中常见的一个术语，西方人被称为主体性的“自我”，殖民地的人民则被称为“殖民地的他者”，或直接称为“他者”。西方人将“自我”以外的非西方的世界视为“他者”，两者对立）

ABC和Fairfax于2017年联手制作的“力量与影响”专题节目，称中共正秘密渗透澳大利亚。

“但随后习近平上台，并明确表示他将保持现在的状态。中国不想再‘低调’，也不急于民主化。现在，中国想要美国拥有的东西，而且现在就想要。正如大卫·古德曼所说：‘中国威胁的是美国的霸权，而不是美国的主权、民主和价值观。’对澳大利亚来说，受到威胁的是我们能否继续依赖美国的确定性，如果不能，我们应该如何在这两个大国之间定位。渐渐地，我们对自己作为一个国家的自信心似乎正在瓦解。这种新的不确定性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中国在几十年变得更像我们之后，又一次回到了它最初作为终极他者的地位。”

“有趣的是，在培养对中国的恐惧方面，澳大利亚实际上比美国更积极。正如大卫·布罗菲所观察到的，澳大利亚岂止是积极地发起与中国的冷战，他们甚至一直在敦促美国加入这场战争。”

“冷战新闻诞生于几十年前，但冷战思维并没有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消失。相反，它潜伏着，等待着面对新的情况而重新浮出水面。而我们现在正见证着它的复兴。”

“在过去的几年里，有一种从所谓的‘客观’新闻到我所说的‘对抗性新闻’的转变。这种新闻报道是为中国量身定做的，与媒体的第四权力毫无关系。它将‘新闻价值’替换为‘反党价值’，这个议程规定了读者读什么样的故事，如何讲述这些故事，以及读者应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隐含的假设是，中国是一个敌对国家，因此不再需要客观。既然西方认为共产主义显然是邪恶的，就没有必要去理解它。”

“在媒体研究中，各种犬类隐喻被用来描述媒体与权力精英之间的关系。例如，在自由民主国家，媒体被期望扮演‘看门狗’的角色，代表公众审查政府和权力精英。与‘看门狗’模式相反，‘护卫犬’模式将媒体视为哨兵，不是为整个社群，而是为强大的群体。”

“媒体学者George Donohue说，在‘护卫犬’新闻中，新闻媒体的焦点和方式取决于谁被保护，谁被定义为威胁。”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看门狗’和‘护卫犬’奇怪地共存。在报道（澳洲）国内政治时，这只‘看门狗’是活跃而警觉的。它涉及到总理、部长和强大的机构。但是，当涉及到我们的对华政策相关的国内政治时，‘看门狗’却在行动中消失了。Brophy问道，澳大利亚对中国决策的调查在哪里？美国对澳大利亚幕后施压的调查到哪里去了？Brophy以被大肆炒作的王立强间谍事件为例，问道：‘当这样的事件发生时，媒体的责任在哪里？’”

澳洲顶级调查记者Nick McKenzie操刀制作了“中共叛谍”王立强流亡澳洲专题节目。值得注意的是，王立强持有的伪造韩国护照上写的是女性名字，中国政府称他是诈骗犯，而他向澳洲媒体爆料的信息至今没有被证实。

“但我认为媒体拥有全部权力却不承担责任的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2017年ABC和FairFax联合调查新闻节目“四角方圆”（Four Corners）对中国影响力的调查。奇怪的是，ABC在回顾其中国相关内容时，选择了《四角方圆》的另一集，而2017年的那一集明显被遗漏了。”

“而且，在我看来，这个节目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在其之后，澳洲的‘中国影响力’新闻质量严重下滑。”

“这一节目聚焦澳大利亚政治献金的问题，但它也提出了一系列没有可信证据的主张。这一事件导致了两起针对ABC/Fairfax的诽谤诉讼。ABC和FairFax在一起诽谤案中败诉，在另一起案件中和解。第二起案件的当事人是一名中国学生，她说她对和解感到满意，但受到保密条款的约束。”

澳籍华裔商人周泽荣赢得了针对ABC/NineNews（FairFax）的诽谤案诉讼。

“但这些问题都没有减少该节目的负面影响，直到今天，这一集节目都被广泛认为导致了澳大利亚引入反外国干涉法。”

“Pierre Bourdieu将强大群体的规范强加于从属群体的规范的过程描述为‘象征性暴力’。这种暴力不是身体上的，但对于那些没有资源反击的人来说，它同样是有害的。从那以后，这一事件给我们的华裔澳大利亚人社区蒙上了一层漫长而黑暗的阴影，对相关个人的声誉造成的损害可能是无法弥补的。”

“但该栏目没有发表任何撤回或更正声明，更不用说向任何个人道歉了。”

“当人们向记者抱怨他们的报道时，他们的反应通常是，‘你可能不喜欢，但这就是我们做事的方式。’但是Jensen说，这种反应还不够好。他的观点是，媒体不应该期望拥有‘所有的权力，但没有责任’。我还想补充一点，仅仅说我们是为了公众利益而发表一篇报道是不够的——就好像媒体垄断了什么是公众利益，什么是国家利益一样。”

“在这种‘看门狗’模式下，媒体随时准备报道后座议员的无端言论；引用我们的安全和情报机构对中国威胁发出的又一次警告；并给安全分析师留出版面，因为他们的新报告引发了对中国的‘新的担忧’。”

“对于那些华裔澳大利亚人来说，唯一合法的声音似乎是持不同政见者的声音。正如Cheng Yangyang所言，无论你的研究方向和重点是什么，你都必须坦率地说，你对中国的新疆和香港政策持批评态度。除非你这么做，否则别人会觉得你不可信。”

“Cheng主要是在说美国，但同样的逻辑也在澳大利亚上演。一些与我同龄的人评论说，这似乎与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事情惊人地相似，当时人们被告知要‘表态’以避免迫害。‘表态’的意思是‘声明你站在哪一边’。”

“让中国共产党的批评者发出声音，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国呼吁是很重要的，特别是考虑到这些声音在中国是不被允许的。但媒体似乎忘记了，在那些持不同政见者和那些为中国共产党工作的人之间，有一个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政治观点是‘五十度灰’，即使在说普通话的社区也是如此。并不是每个人都想成为一名正式的异见人士。”

“媒体通常不信任华人社区组织和他们的领导人，怀疑他们与统一战线有联系。”

“媒体也不相信微信作为社区情绪的来源，因为它受到来自中国的审查。至于中国学生，媒体大多把他们描绘成鲁莽、愤怒的暴徒，或者可能是中国大使馆的间谍。”

“中国出生的中国学者也不受信任。几年前，墨尔本的一名安全研究人员写道，澳大利亚的大学应该只雇佣在澳洲本土出生的政治学家来研究中国，而不是雇佣在中国受过教育的人。而此刻，生于中国的科学家们则感受到了压力和审视，却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鉴于这些态度，我想知道是否有些澳大利亚人会把我今天的演讲当作证据，证明无论我在这里呆了多久，我仍然不是‘我们’中的一员。”

“许多华裔澳大利亚人觉得他们没有合法的发言平台，更不用说反驳了。微信上经常重复的一句话是‘我们没有发言权’。这让我想起了Gayatri Spivak的观察——并不是说被殖民者们不能说话。而是殖民统治者们不想听。”

“虽然‘第五纵队’一词主要针对的是澳大利亚华人，但‘中共代理人’等语言子弹却可以自由地射向任何处境复杂、并且敢于主张与中国进行重要接触的非华人评论员和学者。最近这些日子里，媒体夸大了对中国威胁的恐惧，但很少承认那些遭受政治迫害的人的恐惧。媒体告诉我们，澳洲华人和中国的人民都不敢发声，因为害怕受到中国共产党的迫害，但却没提到澳洲华人正在进行越来越多的自我审查，他们害怕被贴上‘为北京辩护者’的标签。这种恐惧政治对于经历过西方冷战或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人来说是很熟悉的。”

“全是一角，没有冰山”

“就像了解气候变化一样，了解中国需要专业知识。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公众的专业知识范围，因此记者们寻求中国问题专家的意见。但中国专家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立场，来自不同的学科，研究界没有人可以代表所有人说话。然而，太多时候，媒体并没有反映出这种内部差异。因此，公众认为他们选择的专家是无可争议的权威。通常情况下，同一个学者被采访了一遍又一遍——不一定是因为他们是最有资格的人，而是因为他们愿意交谈，并且有可能给出预期的回答。”

“记者们抱怨说，大多数中国学者不回他们的电话，但他们很少问为什么。一位中国学者说，他不想与媒体对话，因为有关中国的新闻不再以事实为依据。现在的问题是‘你站在哪一边’。一些学者担心他们的观点被断章取义——或者如果他们所说的与正被推广的叙事不相符，他们就会被忽略。更糟糕的是，一些人可能担心他们会被中国官方媒体当做正面来引用，而这反过来又会被视为他们为北京辩护的证据。”

“但是，谁是专家呢？专家这个词有很多含义，但中国学者和中国观察家是不同的物种。大多数中国观察家都是现任或前任记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对中国知之甚少，但由于他们表现出理性、国际化和知识渊博的一面，对中国了解更少的公众认为没有理由怀疑他们的话。”

“受人尊敬的中国研究学者则煞费苦心地验证和充实他们的观点。如果他们需要采访别人，必须通过道德委员会（的批准）。为了出版他们的作品，必须经历一个残酷的同行评审过程。”

“相比之下，许多中国问题观察家自信满满，言之凿凿。在中国待了一小段时间后，他们就可能会声称发现了‘关于中国的真相’，或者猜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真正意图，或者习近平的内心想法。尽管有些人，用基廷（译注：澳洲前总理保罗·基廷）的话来说，‘全是一角，没有冰山’。”

“有人可能会说，媒体报道中国的问题在于媒体对中国了解太少，我们需要提高媒体的中国知识。但我并不完全同意。我也看到一些知识渊博的中国学者为‘恐华论’提供了可信度。我认为不了解中国是一回事；不想了解中国是另一回事。事实上，什么都不知道会让它更容易，因为这就不用处理那些不方便的知识了。”

“有趣的是，这些中国观察家经常被捧成专家。一位中国评论家在作品中自称为‘追踪中国崛起的全球专家’。这就好像一位华裔澳大利亚作家开玩笑时说的：‘如果你随便扔块砖，你肯定会砸到至少一两个中国观察家。’”

“获取新闻取代了调查性新闻”

“安全和情报机构对中国威胁的担忧是一回事。但是在公众的想象中建立这种威胁还需要媒体积极合作。而媒体还需要给人一种印象，即他们的新闻故事是自然和合乎逻辑的，而不是由意识形态预先决定的，这样读者就会相信这是唯一值得讲述的故事，而且只有一种方式来构建它。”

“几年前，《悉尼先驱晨报》（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在公交车和广告牌上打出广告，称‘为了揭露北京的野心’，《悉尼先驱晨报》承诺将‘揭露隐藏的影响’，用‘硬新闻揭露软实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其还表示：‘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突破报道。’”

《悉尼先驱晨报》的相关广告，主打“揭露北京影响”。

“通常情况下，构建威胁叙事需要使用大量现成的比喻。这些比喻可以混合和匹配，以适应特定的口味。如果东方主义对某些读者来说太微妙，那么试试简单的种族主义。反共产主义总是奏效的。要想获得额外的味道，一点耸人听闻的感觉永远不会失败。小报的手法虽粗糙但很有效：加上一点黄祸的恐慌、一点赤匪的威胁、一点对绿色家园被毁的恐惧和一点白人至上的暗示，然后搅拌均匀，引起轰动。”（译注：原文为“add a touch of yellow peril, a pinch of red scare, a tinge of green fear, and a hint of white supremacy, and stir.”yellow peril即黄祸，白人殖民者渲染的对亚裔尤其是中国人的恐惧；red scare即对共产主义的畏惧；green fear暗指伊斯兰）

“但通常情况下，建立威胁叙事的主导地位需要一些额外的讲故事的策略。”

“首先是标题的巧妙运用。我曾为一家报纸写了篇文章，讲述中国的软实力在澳大利亚没有真正发挥作用，但编辑把标题改成了‘中国的软实力在澳大利亚活跃而积极’。另一些中国学者则震惊地发现，编辑给他们的文章取了一个具有误导性或更耸人听闻的标题。”

“其次是对事实的选择性撷取：‘60分钟’节目最近做了中国与台湾可能发生战争的报道，并聚焦在乔·拜登失言做出的美国对台承诺上，但却没有提到白宫后来撤回了这一声明。”

“此外，还可以尝试使用免责声明。在几起诽谤案件之后，记者们意识到，指控某人是间谍或外国代理人可能会让他们陷入法律麻烦。所以现在有些人会说，‘这篇文章并不是在暗示什么什么……’但接着又说，‘某某与中国的关系令人生疑……’或‘有人提出了担忧’。”

“换句话说，影射通常是有效的。你也可以暗示某人有猫腻，因为他们和中国外交官出现在了同一张照片上，或者与来访的中共党员参加了同一次会议。这里的关键词是‘有联系，有关系，相关联’。”

“对了，我还要给你的制作团队一些建议。如果你需要一些视觉素材，却又没有确凿的证据和证词，不妨试着创造一个怪诞的氛围——令人毛骨悚然的音乐，黑暗的轮廓，手指急切地敲击键盘，以及约翰·勒卡雷小说（译注：英国间谍小说作家）的电影场景。”

“这几个小技巧结合在一起，应该能让你把观点装扮成新闻，这样你的新闻故事就能宣扬某人的观点。”

“就像民间的怪谈一样，‘中国威胁论’已成为老生常谈：细节可能每天都在变化，但框架却始终如一。记者可能认为他们在追求真相，与一个肮脏的政权斗争。或是为了拿奖，或是为了自己的道德正义。他们寻找独家新闻，突破报道新的故事。但在现实生活中，故事的主题、角度和情节在他们到达现场之前就已经写好了，甚至在他们出生之前就已经写好了。不是由记者来写故事，而是故事在等着自己去写。”

“但最重要的是，‘获取新闻’取代了调查性新闻，成为了最受欢迎的玩法。这是一种记者声称与某些政府机构‘独家接触’的报道，实际上是作为其喉舌在运作。Peter Manning曾在ABC的‘四角方圆’栏目工作，据他说，有些采访记者在报道一项指控时，既不证明也不反驳指控，并使用‘无法具名者’提供的消息，因此无法核实。Manning说，这类新闻基本上只服务于某一方的议程。”

“因此，我们新闻业与中国相关的巨大盲点导致了一些奇怪的悖论：例如，当安全和情报侵犯了媒体自己的自由时，媒体会感到愤怒。但一提到中国，安全专家就成了媒体最好的朋友。”

“此外，新闻工作者通常认为职业精神高于爱国主义。但当谈到中国时，媒体、政客和政府会联合起来组成‘澳洲国家队’。此外，我们的媒体经常嘲笑习近平的‘铁板一块’的中国故事，但我们自己的媒体的中国故事也同样‘铁板一块’。”

“我想强调的是，虽然ABC的新闻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在塑造（中国相关的公共）辩论方向方面发挥领导作用，但它的一些广播节目更具深度和洞察力。此外，虽然商业媒体的新闻报道一门心思地揪着‘中国威胁’，但这些报纸上有不同的观点。我还要表扬新闻俱乐部接待了中国公使王晰宁。这一决定标志着我们对民主的坚定信心。”

“如果你对澳大利亚记者做一个关于他们多年来涉及中国报道标准的调查，你可能会得到一个积极的报告。有关于中国报道的是有一些评价的，但这些评价要么是内部的，要么是现任或前任记者的。不出所料，他们在鼓励彼此：‘本可以做得更好，但一切都很好。这没啥毛病。’”

“对Erik Jensen来说，这些评价是不达标的。Jensen认为，这种审查不应该是内部的。他说，他们需要‘在被排斥在我们行业之外的人的帮助下进行，在那些被忽视或忽视的观点存在的情况下进行’，需要和那些记者不一样的人来执行。”

“新闻不仅仅是讲真话；它也是一种产品、一种商品。它需要销售。当市场逻辑与冷战逻辑结合以应对中国崛起时，中国威胁论是不可避免的。对那些在互联网点击文化时代苦苦挣扎的媒体来说，出售诸如对他者的恐惧和焦虑等原始情感是天赐的商业策略。”

“正因为如此，尽管我知道有些记者是深思熟虑的，但我对新闻业作为一个行业和机构持悲观态度。对于他们是否有能力改变，或者他们是否想要改变，我持悲观看法。但至少我认为他们应该停止假装他们的中国报道仍然扮演着第四权力的角色。至少，他们应该问问自己：‘如果讲真话的原则不再平等适用，我们还能成为真正的民主吗？冷战新闻和自由新闻是否可能共存于一个媒体体系中，让一个国家拥有两种媒体规则？”

“我认为，如果我们不能改变媒体的运作方式，至少我们可以改变自己。我们——澳大利亚公众——不是期待我们的媒体更懂中国，而是让自己更懂媒体。我们需要教育自己，知识的生产是如何与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联系在一起的。我们需要观察那些中国问题观察家，问问他们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会采取某些立场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想办法让媒体知道这些事。”

“我相信中国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我们的媒体不该在这个国家上犯错，澳洲理应获得更好的（中国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