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PMG高管年薪超$140万，竟靠窥探对手机密夺回大单（组图）

自1997年作为毕业生加入KPMG Australia以来，审计师Kim Lawry在这家事务所经历过不少好日子，但很少有哪天比2023年10月10日更具深远影响。

最新泄露的薪资文件显示，当天作出的一项决定，帮助她当年的薪酬超过了140万澳元。

这些文件揭示了KPMG最高级合伙人的薪酬与奖金结构：2025财年，公司为49名受薪合伙人准备的可分配资金池为3.661亿澳元，为597名权益合伙人准备的资金池则高达16亿澳元。

位居金字塔顶端的，是5月辞职的首席执行官Andrew Yates，他在2024/25年度的总薪酬达到320万澳元。6月离职的主席Martin Sheppard则有权获得190万澳元的基础分配，外加最高77.8万澳元的绩效奖金。

前审计主管Julian McPherson和前首席运营官Eileen Hoggett——两人都比Yates低两级——各自获得150万澳元的基础分配，绩效奖金最高可达75.5万澳元。全国管理合伙人Dorothy Hisgrove再低一级，基础分配为120万澳元，绩效奖金上限62.2万澳元。

而牵涉Lendlease文件事件的审计合伙人Paul Rogers，基础分配为52.6万澳元，绩效奖金最高21万澳元。

对汇聚在KPMG最赚钱客户周围的合伙人而言，打赢业务战的经济激励绝非抽象概念，而是被写入了合伙薪酬阶梯的每一级、每一次利润分配、每一笔特殊款项之中——这构成了公司的内在架构。

KPMG Australia主席Martin Sheppard上月在议会调查中。AAP图片/Lukas Coch

一次关键会议

回到2023年10月10日，Lawry与Hoggett、Rogers等KPMG人员参加了一次会议。这并非一次例行会面。

作为KPMG金融服务业务部门的高级合伙人，凭借近三十年的银行业专长，Lawry正带领团队敲定她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竞标——为西太平洋银行（Westpac）提供外部审计服务。这笔每年3200万澳元的业务，是澳洲最负盛名的审计客户之一。

那天，Lawry迫不及待想听听Hoggett和Rogers带来的情报，而这些情报，完全源自KPMG的另一项业务——Lendlease审计。

根据后来由KPMG委托、Allens律师事务所执行的调查，Hoggett和Rogers在为Lendlease项目工作时，曾打开一个为该地产巨头董事会审计与招标小组委员会准备的受限文件夹。

调查还发现，Rogers与另一名KPMG雇员在两个月后的8月，再次访问了同一文件夹。

这个时间节点十分关键：彼时Lendlease已经决定，在与KPMG合作68年后，是时候换个审计师了。

Allens调查发现，那个受限文件夹里，装着竞争对手安永（EY）和普华永道（PwC）提交给Lendlease的高度机密竞标文件——详细展示了各自的定价方式、技术方案，以及其他能让KPMG在争取Westpac审计时占尽优势的专有材料。

7个月后，2024年3月，Westpac宣布KPMG为其新任审计师。

对Lawry的影响几乎立竿见影：仅仅数周后，当公司全国执行委员会开会决定截至2024年6月30日财年的利润池奖金分配时，她成了大约680名合伙人中唯一被认为值得额外奖励的人。

一笔“特殊分配”

在一张标注为“特殊分配”的保密幻灯片中，KPMG全国执行委员会详细列明了准则：“全国执行委员会保留每年建议特殊分配的自由裁量权。

特殊分配适用于以下情况：绩效为HEP（高效表现）或OP（卓越表现）；超额完成目标的规模表明，合伙人在现有框架下的经济奖励不足；以及轮级晋升等其他认可方式仍不足以表彰其当年度贡献。”

那张幻灯片道出了故事的关键：在2023/24年度的基础分配和绩效分配之上，Lawry额外获得了10万澳元奖励，同时获得晋升，从KPMG 14级合伙人薪资阶梯的第8级升至第9级——第1级是入门点，第14级专属于首席执行官。

在第9级，Lawry在2023/24年度的基础分配为88.88万澳元，加上44.44万澳元的卓越绩效分配，再算上那笔10万澳元的特殊奖励，她当年总收入超过140万澳元。

此后Lawry继续攀升：2024/25年度升至第10级，基础分配涨至略高于100万澳元，绩效分配上限50.8万澳元。

截至2026年6月30日的财年，她已升至第11级，计划基础分配130万澳元，绩效分配最高可达64.1万澳元。

举报人的代价

就在Lawry沿着KPMG合伙层级向上爬的同一时期，一场丑闻正在公司内部悄然蔓延——这是一场顶层无人愿意面对，却有一名转为举报者的KPMG高级管理人员准备揭开的丑闻。

2024年5月底，这名举报者向时任审计主管Julian McPherson提交了一份正式内部披露，警告称合伙人们正有系统地滥用机密客户数据，包括访问长期审计客户的受限文件，并借此赢得新业务。

数周内，举报者便遭遇职场报复：先是被剥夺客户工作、遭拒绝加薪，最终被迫迁往海外，直至被完全排挤出公司。

KPMG坚称，公司曾委托澳洲两家知名律师事务所Ashurst及后来的Allens进行调查。

但事后曝光的是，这两家律所均未约谈过举报者，尽管举报人早已将关切逐级上报至公司内部最高层，并同步告知了KPMG International。

两年后，举报者转向联邦议会公司与金融服务联合委员会求助。工党参议员Deborah O'Neill核实举报内容后，于3月24日在参议院利用议会特权，将举报人的指控载入国会议事录，以保护自己和举报人免遭法律追究。

起初，KPMG否认了这些指控。时任主席Martin Sheppard与时任首席执行官Andrew Yates在联合声明中表示：“虽然当时没有提供证据支持这些指控，我们仍严肃对待此事，并委托了两家不同律师事务所——一家审查内部调查，另一家进行独立外部调查。根据向我们提供的情况，我们无法证实任何不当行为的说法。”

高层接连辞职

然而在KPMG内部，恐慌正在蔓延。Allens的新一轮调查又发现了另一起违反客户保密原则的事件，这次涉及新加坡电信旗下的Optus。不久后，Yates与全国审计主管Julian McPherson双双辞职。

6月3日，Hoggett被解除首席运营官职务，并从多个审计项目中撤下；Rogers也被调离Lendlease项目。

6月19日，公司高级领导层被带至公司与金融服务联合委员会作证。全国管理合伙人Dorothy Hisgrove披露，2025年7月，KPMG员工关系行为小组认定，已有足够证据对Hoggett、Rogers和Lawry不当获取Lendlease机密信息的行为处以罚款——最初分别为7.8万、3.8万和3.8万澳元，后经Yates酌情减至4万、2.2万和1.9万澳元。

值得注意的是，Allens新调查的结果，似乎与主席Sheppard向委员会提供的证词相矛盾——他曾表示只发现了“三起”客户数据滥用事件。

Hisgrove没有告诉委员会的是，Allens的新调查显示，Hoggett和Rogers的行为远超公司最初认知：他们打开的正是Lendlease真实的招标文件文件夹，里面详尽展示了竞争对手报价背后的定价、技术方案和方法论。

当这些细节于6月23日曝光时，KPMG宣布主席Sheppard、Hoggett和Rogers三人均将离开公司。

Lawry则留任，既是合伙人，也是KPMG Australia董事会成员。但该公司能否以现有形式存续，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监管重锤将至

周三，联邦财政部长兼金融服务部长Daniel Mulino与参议员O'Neill一同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了一份财政部政策意见文件，提议赋予澳洲证券投资委员会（ASIC）前所未有的权力，首次对普华永道、安永、德勤及KPMG这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实施监管。

根据提议，年收入超过10亿澳元的公司若出现严重不当行为，最高可能面临2亿澳元罚款。文件还提出，审计业务10年后须强制招标、20年后须强制轮换事务所，并可能强制将审计和咨询业务拆分为完全独立的实体。若有任何一名合伙人未能通过“适当合适”测试，ASIC还可能被授权吊销该公司的注册资格。

与此同时，艾博年政府正在另行审查举报人保护制度，财政部也仍在继续调查KPMG的文化和道德操守。目前正在考虑的最重大变革之一，是降低像KPMG这类事务所可留用的合伙人数量上限。

“目前审计事务所最多可有1000名合伙人，我们正在研究的一个选项是将这一数字降至400人左右，与法律专业服务领域看齐。”Mulino说。

当被问及为何此类严重问题会首先出现在KPMG时，Mulino直言问题根源在于逐利动机的扭曲：“部分原因在于公司存在错误的文化，一味把追求收入和利润摆在首位，却以牺牲客户服务、辜负专业标准为代价。我认为这就是问题核心所在。”

参议员O'Neill则将矛头指向了一种亟需打破的文化：“我们看到在合伙制结构中，私利压倒了专业精神。这种结构催生了一种人们会全力捍卫的文化，因为这符合他们的经济利益。”

余波未平

KPMG周三宣布，已选定前SBS首席执行官Michael Ebeid担任首位独立主席。不过这一任命随即引来参议员O'Neill与Barbara Pocock的批评，原因是Ebeid自去年9月起便是KPMG亚太区董事会成员，同时还是负责监督公司对举报人指控展开第四次调查的本地董事会小组委员会成员。

据悉，KPMG还在考虑将本财年合伙人薪酬削减20%——这还不包括此前已预示的2026/27年度最高13%降幅。合伙制内部不少人私下预计，随着审计、政府和咨询客户持续流失，利润降幅恐将接近30%。

损害已蔓延至Westpac。该银行周三宣布，前KPMG主席Peter Nash已辞去Westpac董事会职务，原因是他与KPMG高级合伙人之间长期的关系正面临审视——其中包括他在KPMG竞标Westpac审计业务期间，曾寄居在Martin Sheppard家中。

据了解，Westpac目前正考虑对那份处于整场风波中心、每年3200万澳元的审计合同重新招标——正是这份合同，让Kim Lawry赢得了那笔丰厚奖赏。

2025年9月，就在Lawry升至第11级后短短数周，KPMG Australia董事会领导力中心发布了一份题为《高管薪酬》的报告，就监管违规发生时如何处理高管薪酬，向澳洲各公司董事会提供建议。

报告最后一页在“董事自由裁量权的透明披露”标题下建议，董事会应明确说明任何处罚对高管薪酬的具体金额影响，因为外部利益相关方需要了解决策如何传导至薪酬结果。报告还指出，在不当行为调查期间，可变薪酬应予以扣留，直到全貌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