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收手机且断网长达6小时！揭秘联邦预算案出炉前，澳媒记者在干什么（组图）

今天下午1点30分左右，数百名记者将不情愿地交出手机，断开互联网连接，在堪培拉、悉尼及其他地区特设的新闻发布室里，度过接下来的六个小时“封锁期”。

今天是预算案发布日，也是政治记者一年中最忙碌的一天。要获准进入现场，记者们必须签署一系列法律文件，并完成一些古老的程序。

联邦财政部长 Jim Chalmers 在预算案发布前抵达议会大厦接受采访。

准备文件

联邦预算案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内阁支出审查委员会的第一次规划会议早在去年9月就已启动，数百名官员参与了预算案的规划、起草和运作。

预算案的主要基调通常在1月这个安静的月份开始确定，到了3月至4月，各部门的核心决策才进入最后敲定阶段。

发布前数周，参加封锁的媒体必须完成登记。这绝非简单地勾选名单：每个人都要签署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承诺绝不违反保密协议。

对记者而言，在政府经历了数月幕后筹备（以及数周刻意泄露和未经授权的爆料）之后，预算案发布日就是这份文件被公之于众、接受公众评判的关键时刻。

我第一次参加封锁是在2008年。起初我非常紧张，生怕漏掉某个关键措施，而被竞争对手抢先发现。

到了2010年左右，这种紧张感才有所缓解。当时我正排队准备进入封锁现场，身边站着 John Kehoe（现任《澳洲金融评论报》经济编辑，当时和我一样还是新手记者）。

听到我表达紧张情绪，John Kehoe 看着我咧嘴一笑，用他那简洁的风格回答道：“这是一场考试，但打分的是我们。”这番话让我瞬间释然。

进入风暴眼

如今，我把预算案发布日的封锁期看作是新闻界进入“风暴眼”的时刻。

在经历数周近乎疯狂的准备之后，记者们的电子设备全部被没收，网络连接也被切断，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六小时内埋头研读预算案文件。

在当今时代，能有这么长时间来消化信息实属罕见。我们要研读四份主要的预算案文件、财长的演讲稿，以及概述主要举措的“简报”小册子，通读数百页内容是必修课。

我们并非孤军奋战。国库部（Treasury）的官员们在新闻中心设立了专属办公桌，随时回答记者就文件中发现的异常情况提出的疑问。

晚上7点30分，当现任联邦财政部长在议会起身发表预算演说的那一刻，保密协议正式解除，我们重新回到充满电子通讯和实时更新的世界。

此时，编辑们进入全速运转状态：在首页发布和排列报道，对印刷版面进行最后检查，并紧盯各方反馈——从工会、商业委员会（Business Council）到 Greenpeace 和科学院，成百上千的组织都会在此时发声。

这场风暴至少还会持续数周，堪培拉的新闻将被预算案报道全面主导：从民众的抵触情绪，到政府为推动立法在参议院过关而进行的权宜交易，无所不包。

Joe Hockey 在2014年发布的那份糟糕预算案，余震则持续得更久。由于发布效果和反响极差，可以说，那场回击直到2015年9月 Joe Hockey 与时任总理艾伯特双双被自由党党团罢免才真正落幕。当然，那并非 Joe Hockey 一人的过错，而是整个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

过去与现在的变化

这段时间忙得不可开交，却也夹杂着几分枯燥乏味。

曾几何时，几百名记者会聚集在议会大厦巨大的主委员会室和几个较小的委员会室里。

来自全国各地的 IT 专家会带着数十台笔记本电脑（更早之前是台式机）赶赴堪培拉。这些电脑被组装在无法连接外部网络的私人网络中，但可安全连回总部，用于排版和印制次日的报纸。

2026-27年度预算案文件正从印刷机上印出。

那时我还是《堪培拉时报》最资浅的记者，可能就坐在 ABC 名嘴 Alan Kohler、Fran Kelly 或 Lyndal Curtis 的后一排，或者紧挨着一个素未谋面、来自闻所未闻媒体的记者。

屋子里的嘈杂声非同寻常。能听到竞争机构的“大腕们”在房间另一端高谈当天的重头报道计划，这种气氛带着某种莫名的兴奋。

走廊推车上摆着冷馅饼、可疑的鸡蛋三明治和 Allen's 蛇形软糖，你可能会在那里偶遇《时代报》的 Michelle Grattan 或《悉尼晨锋报》的 Peter Hartcher。你会紧张地向他们请教对预算案的看法，然后对他们的每一句话都频频点头（以免显得自己太蠢）。

但新冠疫情终结了大房间集中办公的模式。如今，记者们各自在新闻记者廊的办公室里工作，这里位于议会大厦参议院一侧的二层。电梯会被关停，让你根本无法离开新闻部。国库部官员则被分派到各个办公室，严密监视记者，确保没有任何市场敏感信息通过隐藏的手机外泄。

在封锁期里要做什么？

首先，从下午1点30分开始，我会阅读预算案第1号文件的开头部分，其中包含关键总量数据，如失业率预测、通胀率、盈余或赤字规模（通常是后者）等核心信息。

接着，我会阅读财长的演说词，看看政府想向澳人描绘怎样的经济前景，以及重心究竟落在何处。然后是第2号文件，它详细呈现了政府在各主要部门的支出与节流细节。

早些年我会先读简报手册——虽然里面有时包含有用的补充信息（如案例分析：此项减税将使 John Smith 每年多出1400澳元），但内容往往带有政府的正面宣传色彩。如今我通常把它们放在最后翻阅。

封锁期是一个多媒体联动的过程。我们需要数月的技术准备，才能在完全封闭的环境中制作图表、图形、插画和视频。记者们在研读数字之余，还要录制播客和视频。在线互动内容也是在无法上网的情况下完成搭建的。每一台相机和电脑都要经过国库部检查，确保在禁令解除前无法对外通讯。

下午3点左右，抽烟和用电子烟的人开始盯着紧急出口楼梯间和洗手间的烟雾报警器发呆。装满切块三明治、馅饼、零度可乐和软糖的餐车已经送达，有时还会有寿司。

更重要的是，资深编辑和记者准备好与总部进行电话联线，沟通他们认为预算案报道的核心思路——当晚网站的头条以及次日报纸的头版究竟该聚焦什么。

政府兑现承诺了吗？是否放弃了此前预示的计划？是否有未曾预告的意外之举？最重要的是，这份预算案是否符合国家利益？

紧接着是下午3点30分左右举行的财长与联邦金融部长联合记者招待会，地点通常设在另一个委员会室。记者们会发起第一波攻势，就这份即将发布的文件向两位资深经济部长连番发问。

不可避免地，在进入提问环节之前，你必须先忍受一段 PowerPoint 幻灯片演示。

记者招待会结束后，记者们便冲回办公室更新报道。

但政客们的工作还远未结束。

走访与交流

下午4点30分左右，财长、联邦金融部长，通常还有总理会来到记者席走动，回答问题、展示魅力，并试图打听明天的头版会刊登什么。艾博年、Jim Chalmers 和 Katy Gallagher 总会在二楼铺着红地毯的走廊上巡视，国库部秘书往往也会现身（并径直走向 Shane Wright）。

我至今仍记得2008年陆克文和 Wayne Swan 穿过主委员会室时的笑容，即便当时经济阴云密布，他们仍为交付十多年来工党的首份预算案而倍感自豪。同样，2014年艾伯特和 Joe Hockey 在向竞争对手媒体的资深编辑透露一份他们认为将对联邦财政产生重大影响的文件时，脸上也挂着笑容。

影响确实很大，只是并非他们所预期的那种。

前总理艾伯特和财长 Joe Hockey 在经历了2014年的惨败后，正为2015年的预算案做准备。

从下午4点30分起，记者们开始提交各自负责的稿件。如果没交，编辑就会催促，因为这些报道必须在保密协议解除前完成制作，所有数字也必须核对清楚。

这一刻经过了数月的策划：几乎每个人在进入现场前就已知道自己要写什么，无论是深度分析、主新闻稿，还是各自负责的专业领域报道（如国防、NDIS、气候变化等）。

几位记者在进入封锁区时就知道，自己负责的领域可能变化不大，于是他们会撰写最受欢迎的几类报道：两分钟读懂预算案、赢家与输家清单，或者这份预算案对普通人意味着什么。

他们还要随时待命，以防在六小时封锁期内从文件中发现意外的猛料。

大功告成

晚上7点30分左右，财长起身开始演讲，此时我们终于可以重新打开手机、约同事见面，并从保姆那里听听在我们与电子世界隔绝期间，家里的淘气鬼又闯了什么祸。

当晚晚些时候，在堪培拉 Kingston、Manuka 和 Barton 区的酒吧里，办公晚餐结束后，记者们会向竞争对手展示明天头版的 PDF 文件，并为可能漏掉的某个小故事而暗自焦虑。

预算案里会有什么？

• 税收：Jim Chalmers 将预算案减税计划推迟一年

• 战争：受油价影响通胀率将达5%，且可能进一步恶化

• 评论：在 Farrer 地震之后，更大的政治事件即将到来

• 住房：Jim Chalmers 加大投入，拨款20亿澳元用于道路和管道建设

• NDIS：这次改革是本世纪政府最大的削减行动，必须取得成效